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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上访一个不轻松的话题郭静

2019-10-16 16:36:40 郭静    

并非要标新立异,并非要叫板专家。现如今,在我们的主流媒体,有关三农的声音多由专家学者发出,而身在三农第一线基层干部群众发出声音却不多。当然,专家学者站得高、看得远,他们为三农呐喊,为决策层建言,为三农问题的解决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农民朋友感谢他们,基层干部感谢他们。但窃以为专家学者所反映的农村情况并非完全是我们基层干部所切身感受到的,或者说用我们基层干部的眼睛发现的农村世界和专家学者们发现的农村世界不完全一样,只是因为我们基层干部同样属于弱势群体,难于享受和利用主流媒体资源,从而使基层干部群众的声音难以表达出来并为各界人士所知晓,更难于为高层决策者们所知晓。窃以为高层决策者们、专家学者们是十分希望听到下面声音的,因为“兼听则明”。鉴于此,我想开辟一个专门由基层干部和农民朋友发表意见的话题。通过这个话题系列的窗口,让社会各界人士和高层决策者更多一点认识和了解真实世界里的三农问题。

希望新华论坛认同我建议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朋以都来支持此话题,都来发表意见,谁发表冠谁的昵称,当然希望该话题之下的贴子都是水平比较高的一类。

希望该话题能得到专家学者们的欢迎,能得到专家学者们的支持,能得到专家学者们的指导,能得到专家学者们的帮助,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谢谢大家,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农民上访——一个不轻松的话题

最近网上讨论有关农民上访的贴子不少。对农民上访的现象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看来农民上访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很难用几句话说得清楚。许多包括专家学者和高层领导在内的各方人士对农民上访有许多看法和意见,但在我看来许多看法和意见都带有一些片面性。我以为没有身处农村的第一线,没有亲历各种矛盾的旋涡,没有对农民心理透切的了解,是体味不到在“农民上访”背后许多说不清理还乱的缘由的。

其实把“三农”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单独提出来,都难以完全把它讲清楚,农村中每一个问题的产生都只是农村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在某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这个问题的背后牵扯着的是所有的社会问题。因此,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方法都是幼稚的,都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首先我们必须基于这样的一种判断:

一、我们99%的农民是忠良的,他们惯于服从、惯于逆来顺受;他们通情达理;他们能理解和宽容各级政府的困难,能理解中央政策与下面实际是有差距的,能理解政府工作中的绝大部分不足。因此,早在十多年前中央就有一系列减负政策,农民也多少知道这些政策,这些政策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认真的贯彻落实,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贯彻落实,但农民并没有因此频频上访,有天大的不满也大多也是在私下里、在乡干部面前发发牢骚,在过一点就是拿乡干部出气,在收税收费时漫骂乡村干部、不主动及时交税费。只是近七八年来农民收入上不去,而负担却日趋加重,再加上一些地方乡村干部办事不公、不廉,尤其是村干部吃喝贪污行为点燃了导火线而导致农民上访有所增加。如果说农民苛刻地要求所有国家政策法律都要百分之百得到贯彻落实,否则就上访的话,那么农民就要天天上访,农民没有这个苛刻的要求。

二、尽管近年来农民上访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但并没有发展到失控的地步,并没有发展到干扰上级党政机关正常工作,更没有发展到危及到国家政权的稳定。因此,可以说农民上访在现阶段还处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不象有些媒体所说的到了不得了的地步。

三、我不同意有关农民上访的两种极端的看法。这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农民上访都是农民占有绝对的理由,都是被迫无奈,都是基层干部违背中央政策、为非作歹的结果;二是认为农民上访很多是无理取闹、是刁民所为。

应当说绝大多数农民上访都有正当的理由,但也确有无理取闹的。农民上访大致以下几种:

1、利益正在或预感遭受比较大的侵害。如房屋折迁、并乡并村等;

2、对乡村干部政务不公开、行为不廉洁、财务管理混乱有意见;

3、对乡村税费征收办法有意见、农民负担过重;

4、一些突发性事件习惯用上访的办法求得问题的解决。如包括交通事故在内的人员伤亡事故等;

5、邻娌间的和争山、争地、争水的矛盾纠纷;

6、国家集体针对一些个人的扶持、优抚政策没有落实兑现;

7、宗族、派系之间为政治、经济利益的斗争;

8、带有无理取闹性质的,虽有一定的政策依据,但明显不合理情。如我地有一上访高手,抓住政府工作的一些纰漏,大闹天宫,把一乡副书记头打破,他频繁在各级政府门口打出“国际抗议”的条幅,躺在地上判死舍赖,还多次进京上访。他敢手拿报纸当众拦截县委书记辱骂他是腐败分子。这样的上访者谁见了都怕,谁惹上了他谁倒霉,谁就要气得七窍流血。

应当说绝大多数农民是不情愿上访的,这是因为:

1、上访的成本很高、风险很大的。首先是时间精力上的;其次是钱财上的,跑县跑市跑省坐车食宿开支不小;其三如果是针对乡村的上访还可能受到打击报复,老百姓小户人家大多胆小怕事,不敢轻易上访。

2、通过上访求得问题解决的成功率很低,绝大多数问题都是发回原单位处理,如果说有一点作用的话,只不过通过上级领导或信访部门的批示,使当地乡村组织增加了一点解决问题的压力。只有很少一部分上访农民的要求在上级领导那里得到较大的满足,有的满程度甚至超过他们的予期。

农民上访呈不断增加趋势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时期某种程度的无序和真空。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尚缺乏一套为人们所共同信仰和尊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因此,表面看起来国家在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看起来似乎是天衣无缝,但这些政策法律的精神却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落实,有的甚至可以说的形同虚设。没有了规矩何以成方圆?因此,各种矛盾问题丛生,有能力管事的没有责任管事,没能力管事却“捉到黄牛当马骑”穷应付。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过去是没法有法,现在是有法没法”。中央一再强调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可到了下就只加强在机构升格、人员升级、编制扩大、增配小车……。就是不见有多少人下到农村解决实际问题。公检法司重在办案创收,对其他事情没多大兴趣。

二、过去传统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瓦解、新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残缺不全。

在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农村矛盾纠纷基本上都是由乡村两级组织调解处理,而且都是不收取任何费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加强,农村中的矛盾纠纷、农民权益受损除了乡村两级组织调处外有了寻求法律救济的途径。这是件好事,但同时也是件坏事:

1、诉讼成本高昂。打个官司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甚至几千元。有的打个鸡官司也得花上好几百元。如果是带有打架的官司,光是验伤费就要好几百。有不少农民为了使法医、法官作出有利已方鉴定、判决,还要给法医、法官送上不菲的钱物,因为你不送对方会送啊,对法医和法官来说正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因此,农民权益受寻求法律帮助不少情况是“赢了官司输了钱”。

2、、法庭太人、法官不足。在基层一般是三、四个乡才有一个法庭,法庭的人员也很少,就那么三四个人。因此,农民打官司往往翻山越岭,还要坐车到远在几十里、上百外的设在别个乡的法庭去打官司。而且一次不行,没有三五次还不行。

3、打官司要按法律程序进行,前后拖的时间太长,有的打赢了官司但又执行不了,使得权益受损的农民“雪上加霜”。

如此,农民为打一个官司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或者说农民享受不起现代法治社会给予农民的“法律救济方式”。“法律救济”对于广大农民是个“奢侈品”,这是不是我国法制建设的悲哀?正因为如此,许多农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选择用打官司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问题的,对于那些穷得温饱都没有解决的农民来说就是再大的冤屈也只好“打掉门牙往肚里吞”,要不就只有乡村组织调处了。

4、因为有了打官司的救济途径便使乡村干部有推托理由和借口,因此,对于一些复杂的、棘手的纠纷难以处理就动员农民诉诸法律。

三、乡村组织和乡村干部处理矛盾纠纷的手段有限。

同样是因为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时代要求,使乡村干部处理农村中矛盾纠纷的空间和手段被大大压缩,并使过去多少年来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矛盾纠纷处理方式方法丧失了用武之地。因此,按依法行政的要求,乡村干部只能对双方进行调解,如果一方不同意、一方蛮不讲理,你就毫无办法,因为你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手段,你不能进行证据、财产保全,不能限制人身自由,不能进行搜查,不能强扣财物。因此,在现在的政策法律环境,给乡村干部处理农村矛盾纠纷带来巨大压力和困难。

四、县级职能部门撒手不管。

改期开放以来国家各有关部门在加强本部门工作、凸显本部门权威的旗号下纷纷把“腿”伸向基层,并且不断把伸往基层的“腿”做大做强,把本属于基层政府的一些权力逐渐往上收缩。以至基层政府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权力空壳”:只有做事权、只有承担任务的权,而少有人事权、决定权。而县级众多职能部门,拥有了相当部分权力,但他不是一级政府,不要承担保一方平安的责任,“一票否决”的帽子也戴不到它的头上。因此,它没有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当然责任,也就没有解决农村矛盾纠纷的压力和动力,乡里有问题找他们,这些部门的领导责任心较强的,还会派个人去应付处理一下,否则就是敷衍、推托,乡里和县里的职能部门是平级的,你还敢强求他们吗?

五、乡村组织某种程度上的不作为或者说消极怠工。

乡村组织在夹缝中生存,履行职责举步维艰,乡村干部待遇低下,这些无疑会影响到乡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一些上级领导只知道往基层压担子、分任务,对于乡村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很少过问,对于乡村干部拖欠工资等实际困难很少关心,而且不管出了什么问题,总是把板子打到乡干部的屁股上。在一些领导和学者看来,基层政府的责任大无边,这也是基层的事那也是基层的事,似乎基层重要得不得了,可是在现实中很少有人把基层干部看得很重,有些本属于县里有关职能部门处理的问题,可县有关部门不处理,问题象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最终还是踢到乡干部脚下,正所谓“馊饭姨婆不吃最终还得要姨婆吃”。于是乡村干部有时便滋生出消极怠工的思想:既然大家都在“空对空”玩游戏,大家都漠视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大家都不把乡干部当人看,乡干部又何苦那么卖力地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呢?这江山社稷那么多专家学者、那么多上流社会的人、那么多达官贵人都不要我要它干嘛?

这样说并非说乡干部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只是说有这么一种情绪、这么一种倾向、这么一种现象。其实绝大部分的矛盾纠纷还是在乡村干部手里处理掉的,否则的话“法院的生意”定会更跑火了。

六、某些上级领导在处理农民上访问题时的失当。

有些上级领导在处理农民上访反映的问题时,为求问题尽快解决,也为显示自己的领导能力,在处理农民反映乡村工作问题时往往不考虑实际情况、不考虑具体环境、不考虑乡村组织的难处,生般硬套政策法律,无条件、无原则地满足上访农民的要求,结果造成一个问题解决了却引出了更大、更多、更难办的问题,迫使乡村组织处在被动的、被出卖的、独立无援的地步,打击并削弱了乡村干部化解矛盾纠纷的积极性,并因此刺激一些农民为一些并十分合理要求频繁上访,正所谓的“大闹大得,小闹小得,不闹不得”。

七、整个政府系统在处理矛盾纠纷问题上的消极和无为态度。

现在一些政府工作人员都热衷于“短平快”的、能体现政绩的工作,如招商引资、搞项目办企业、搞城镇建设、开会考察、来往接待等。而对于具体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调处各种矛盾纠纷往往缺乏足够的热情、耐心和责任心,因为处理类似的问题往往是吃力不讨好。所以大家都抱着民不告官不究的态度,能掩则掩、能拖则拖、能推则推,一些非常明显的问题也很难提到议事日程,非要等到下面的群众人来上访这才引取重视,才指示有关部门着手解决,这就给下面的群众发出了一个不良信息:似乎很多问题如果不采取上访的办法就很难甚至永远解决不了。

信息来源:新华网中国农业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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